此地何時，時光壓縮，不過數年光景，後全球化時代已經來臨。亞洲城市的書寫不斷地以破格、越界（超越界限，乃至無邊無界）的方式進行。台中城市因應資源整合，以及智慧型網路的無所不在，市中心移轉了；城市又一次地擴張了。如此空間地點的挪移，以致時間開始模糊；記憶衰退，恍如隔世……

此時何地，台中新市政中心是歷經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的「重建之城」象徵。城市建築所聚集的社會能量開始浮現。光輝的城市底層總有幽晦的情事。一幢幢豪華亮眼的宅邸卻像是一座座孤獨的島嶼。換言之，城市是升級了；但是，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卻遠離而稀薄了。

以「台中城市」做為城市研究與實踐的對象，並不意味著近年其資本地景的「巧變風姿」才吸引我們以空間形式領域的研究去「捉摸」，根本地，我們關切的是：在幾十餘年來台灣經濟、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其空間文化形式演變的特殊性，值得作為台灣發展的空間典型之一，以用來探討及因應全球化社會巨變的過程。換言之，我們正是注視在台中城市的特殊歷史與社會時勢中的結構性意義，空間之文化象徵被塑造的過程；而且這一過程的「具體」空間元素必須被組織、發現與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我們雖然察覺到它的存在，這種象徵影響是由空間元素折射到其他領域而在物質化過程可以被辨認出來。不過，在研究工作中，對於這種「意識形態實踐」的分析方法，卻不能落入主觀主義。因為所謂「實踐」僅能在意識形態內容傳遞（發出、傳播、接收）的「社會關係」中被了解；當我們注意到「空間關係」又是「社會關係」時，那麼，對於「台中城市」的分析層面而言，就不應侷限於台中市都市結構中集體性的社會空間占用，還必須進一步把它納入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台灣社會結構（社會結構元素是：經濟、政治、文化）的空間關係中，這樣才能發現城市空間及文化象徵的不同歷史階段的結構性意義，及其隱藏的意識形態目的。

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說：「語言像座城市」時，語言就只是「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而已。而城市也只是多樣且重疊的片斷所組成的開放體系。這種城市和語言的類比，剛好說中了台中城市建築語言的困境。它是邊陲資本主義社會的無主體文化自主性封閉體呢？還是朝自由開放體系的民主市民社會前進？

當前台中城市房地產的建築語言（空間的文化形式或建築風格），有如在「放逐之處書寫自身」一種對他處的想像，卻不知在何處，甚或在烏有之處（nowhere）。或許可以說正是借著刻意地展示它所不是的東西，來遮飾其商品本質。如阿圖塞說的：「意識形態把個體塑造為主體從而表現了個體對他們存在真實條件的想像關係」。空間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的物質化即建築，而建築則是在城市中心寫史，終就要在歷史社會脈絡中才有其意義。

所以我們看到了所謂的「對他處的想像」；如：「日本和風」、「日據殖民色彩、帝國風」、「歐洲古典貴族」、「美式南加洲風格」、「美國波士頓、紐約、曼哈頓或狄斯奈樂園」等，既少量集中又封閉的空間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以致不斷繁衍重複，卻與城市建築語言該有的開放與豐富的遊戲相悖。是一種對城市語言自主性的放棄。

歷史上台灣是曾經被多國統治甚至殖民的社會。歷來有荷蘭（1624-1662）、西班牙（1626-1642）、明鄭（1662-1683）、清朝（1683-1895）、日本（1895-1945），甚至進入國民政府時期還有歐美中心主義介入等等。這在歷史文化上並非罕見，目前在全球被殖民過的國家大約有80％以上。但是，能自主自信建立與市民語境相融又能「去殖民現代性」以建立自己當代城市建築形象的就相當稀有罕見了，若能更進一步自覺自明地向全球表達自我城市文化內涵及風貌魅力者更是難中之難。尤其，在風起雲湧的亞洲主要城市，更受民間跨國資本催迫，在地文化思維難以阻抗，生活上的使用價值被虛幻商品價值代替，真實的永續城市精神卻難以順利發展。

台中城市建築語言的文化依賴現象必須放在不同的歷史社會關係中，才能擴大眼界，去發現其不同的歷史階段性的結構性意義及其隱藏的意識形態目的。

清代殖民前的建築語言（1895年以前）

19世紀末，由於大租戶農地制度的確立，台灣社會也造就了一批生活富裕的大地主，故出現了規模宏大精雕細琢的閩粵式合院建築。一般而言，自明末清初，漢人移民台灣開始，台灣經濟的主要特色即在於以米、糖等農產品與大陸的手工業產品相互以商品的形式對渡貿易。這種區域分工的商品生產與交

換方式，結構了台灣的區域空間形式。只不過，當時的中部區域中心是彰化（以鹿港為兩岸貿易轉運港），並以福建省城為依歸。所以，包括東大墩（台中）在內的平原上的墾拓農業聚落的空間之文化形式，也「自然」地接收了閩粵風格。甚至在中部城市之中，除了築城的軍事政治功能外；其教化功能，則藉官署、寺廟、文廟等設置，發揮空間作為意識形態及日常實踐之作用；以獲得清政府控制與農產品剩餘榨取之合法性。東大墩（台中）在這個階段，由於清政府的國家要求，僅為社會簡單再生產的持續，而非擴大資本積累。因此，這些閩粵合院式建築聚落也包括寺廟、家廟、官署、書院等意識形態機構（機器）做為接受島外清政府支配之農業空間分工的生產聚落，其建築語言從而表徵了它「依賴性小農生產基地」的結構性社會意義。

日據（殖民）時期的建築語言（1896年-1945年）

日據時代的五十年期間，配合殖民帝國之政策是把島嶼當成資源與勞動剩餘榨取的對象，以促進日本資本主義化，並作為侵略中國與南洋的基地。所以，台灣的空間形式即被殖民依賴的軍事政治支配，以及「二重構造」的經濟榨取過程所造成。所謂「二重構造」即農業資源的開發，與農業加工品的

輸出。在農業開發上，殖民者保有原有生產者之社會關係，利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繼續作用，（例如取消了大租權卻維持了小租權之生產關係）。因此在農村土地使用與聚落型態建築語言皆未有大變動。但是為配合原料採集、加工品之輸出及以台灣總督府之軍事政治控制體系的完成，遂行都市改造。如台中市區改正（1901年）、台灣家屋建築規則（1900年）。並以理性的都市計畫方式擴寬道路拆退民房，規定騎樓寬度。強制以市地重劃方式，改造傳統長型街屋為日式市屋。同時，以西方文藝復興、仿羅馬風格或帝冠風（法西斯美學）之建築語言，運用在州廳、銀行、警察局、車站、監獄等公共設施的開發，成為帝國權力之表徵。用米修・福寇（Michel Foucault）的話來說「是一個在空間中進行馴訓的控制」，試圖經由空間的紀律，把「封建」農民轉化成新「人種」達成「台灣日本化」的意識形態目的。

光復後至今的建築語言（1949年-2020年）

戰後的台灣，一方面有美國的軍經援，一方面接收了日人的生產設施與社會基礎設施，直接掌握了工業生產工具。更重要的是，有別於清廷、日人及國民政府在大陸的農村經濟制度。1949至1953年間完成農村土地改革，即完全除去農村地主階級的社會領導權，而由國家直接領導農村。所以在50、60年代的戰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的新的國際分工時期。國家採用「進口取代」及「出口導向」之經濟發展模型所造成的對農民不利的擠壓，仍成功地使台灣在這邊緣性的結構性位置上納入世界分工體系。

1972年的「十大建設」的革新行動，適時地穩定緩和了1972年中美日斷交的國際關係劇變的倉惶。尤其是1976年台中港通航，1978年高速公路全線通車，相對於台北、高雄都會中心的其他邊陲縣市，則以其便宜的地價和農村的邊際勞力，進一步投入此一區域再分工。這也是生產部門非正式化地進一步擴張。

台中城市在80、90年代的經濟依賴發展的時勢中，成為中部都會再度極速擴張的政治、經濟中心外，也是新興工商中產階級服務就業居住的消費中心。

1986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開館、1988年省立美術館落成。這種以大塊量體組構起來的前期現代主義（即工業化=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的公共建築，散發著工業資本霸權威儀，使台中城市做為中部工業都會集體消費的城市，戴上國家級理性美學的文化冠頂，同時也表徵了國家工業化的大有為形象。

台中城市70、80年代的房地產推出的「透天販厝」的建築語言，是由清末街屋轉變成日據時期之明治型、大正型、昭和型的市屋再簡化而來，它是都市土地分配不足之的最小單元。而農村因解除了傳統倫理宗族觀念後，連固著於土地的社會生產體系也瓦解了。加上客廳即工廠的非正式經濟功能，「透天販厝」式的格局與建築型式，可以輕易地（國家容忍）違章濫建，正符合了這種經濟生產的需要，非正式部門的蔓延，讓環境品質急遽惡化，違章建築竟成為「非正式城市」的象徵。

80年代末期的台灣工業發展（也包括台中都會），己面臨第三世界（大陸、菲律賓、泰國、印尼）龐大廉價勞動力競爭，台灣慢慢失去優勢，而且落後產業技術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社會政治議題。所以到了90年代，這些在技術上無法升級的工業，便移入中國大陸、越南、印尼等國家。

回顧台中城市房地產空間正文的寫作也是被社會關係所生產，如1984年的唐莊及榕莊建築語言是鄉愁懷舊的農家合院的意象意識形態。1985年宏凱綠世界，則以大草皮、紅瓦白牆、煙囪的美國南加州風格為建築語言。另外由鉅家天下系列，則是以「混同傳統民居及日據殖民色彩」為辭語之修飾，這些都是受惠於外銷導向經濟發展的企業主、外貿商人、醫生等菁英人士所能認同的意象的建築語言，並把他轉化成身份品味的象徵。這種邊陲資本主義社會的無主體文化自主性的不確定感中，相類似的建築語言不斷地自體繁衍。

當90年代台中市房地產因供過於需，從1991年至1999年的總餘屋98,600戶時，台中房地產公司生產了細節優質的公寓住宅，以渡過因產業他移，所造成不景氣。這階段的空間正文之建築語言，比較接近傳統民居之淳樸雅淨，也由類似美國波士頓風格，購買者為公務員、老師、專業者、上班族。另外也有修正過的殖民帝國主義風格之現代版、價格昂貴的豪宅，銷售對象為企業主、台商。

1999年九二一地震後，高層公寓退出市場、地價下跌，別墅住宅成為台中房地產的主流。五年下來，建築語言又歸一統仍是修正過的殖民帝國主義形式的大屋簷別墅。尤其是七期新市政中心區，主力客源是台商、企業主及高收入族群。

2003年7月28日中科園區動土，高科技產業終於降臨台中都會，台中城市又將有一機會邁向新的社會空間。

台中城市，浩蕩進入21世紀，歷經前十年的兩岸經貿往來，中美貿易合作風雲迭起，中部台商大量返鄉置產，加上高科技新知識階層及服務階層進住台中。全長350公里的高鐵於2007年全線通車，更於2010年與台中縣合併升格直轄市，總人口達282萬人已成為全台第二大都會，也是全球排名第132大都會。但是……經過綜合考察其住宅建築之空間文化形式演譯，卻仍然又大都是殖民現代性下新古典及現代主義的住宅建築群。

結語

我們不禁要問，這是一個充滿自主自信語言的市民社會？還是一個充滿文化依賴的城市建築語言，已被另一個社會所支配了的社會呢？

答案就在我們城市生產房屋建築的歷史制度之中。

台灣特殊的依賴都市化過程中，屬於城市建築最重要的市民社會住宅語言，竟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對稱文化關係」中，被一而再地移植，甚至遭遇噤聲、命令、強制、扭曲等壓迫手段。台中百年，經歷了「清領小農生產基地」，「日本殖民城市」，「50、60年代官僚城市」，「70、80年代非正式城市」，最後在「土地投機城市」住宅商品化的「創造性摧毀」（Creative destruction）下，逐漸地遺忘了主體建構「原我形象」的空間性思考能力。

台中城市（社會）……全球競爭……漫漫長路……面對後全球化的城市創新競爭，將共謀一個城市性的歷史計畫，這也會是一個台中城市性的歷史寫作行動。